第一章

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1925—1945)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的建立

　　一、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

　　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为主要成分的政党。中国致公党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在历史上，它与海外洪门致公堂有渊源关系。

　　洪门是我国清代初期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从18世纪起，洪门组织逐渐发展到海外。当时，由于长期战乱，国家经济凋敝，大量农民破产，被迫背井离乡，有的去南洋群岛，也有的到美国、加拿大和美洲其他国家，后者大多是被掳掠拐骗为“契约劳工”的“猪仔”华工，多数在美、加开金矿、修铁路，受尽压迫剥削和种族歧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海外生存和斗争的需要，他们沿用国内秘密群众组织——洪门会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在美洲，洪门组织达26个之多，名称虽不一，但都是具有“华人共济会”性质的群众团体，通过华人互助共济，团结起来，以解决侨胞在异国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广大华侨愿意加入洪门，从而使这个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据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中的记述，美洲洪门致公堂是其中规模较大、力量雄厚的海外洪门组织。致公堂有三大信条：“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侠义除奸。”这表明它一方面团结组织华侨，为自身的利益斗争；另一方面坚持反清的斗争活动，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因此，后来海外洪门成为孙中山发动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就与洪门这一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4年1月11日(夏历癸卯年)，孙中山经洪门前辈钟水养介绍，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国安会馆，任职洪棍(“洪棍”是主管纪律的高级军事人员，孙中山领导革命，声誉远播海外，故委以如此高级尊称)。根据洪门只接受帮内人的领导指挥的传统，孙中山以参加洪门、任职洪棍为契机，迈出了帮助改组致公堂的关键性一步。为了适应时代要求，孙中山建议致公堂全美会员总注册，倡议并领导“堂务改革”，以改变原先“章程陈旧，组织涣散”的状况。1904年5月，孙中山受致公堂的委托，起草了《重订致公堂新章》，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致公堂的宗旨(次年，孙中山在广州开设大陆山，自任山主)。随后，孙中山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1 863—1946)陪同下，赴美国各地宣传，争取各地分堂成员注册。孙中山在波士顿会见了当地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1868—1955)，向他宣传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孙中山的宣传活动在以劳动侨胞为基础的洪门致公堂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05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成立，并在美国许多城市建立了分会。为便于同盟会在美洲展开革命活动，也为进一步把致公堂改造成为革命组织，孙中山于1911年在旧金山建议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堂对这个建议“备极欢”，要求各地洪门组织与同盟会联合，匡扶革命事业。致公堂并“开特别招贤之礼”，删除一切繁文缛节，简化入堂手续，双方还于6月18日在报纸上刊登联合布告，宣布美洲各埠所属同盟会和致公堂联合。这一举措不但扩大了致公堂的社会基础，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致公堂成员的结构，从而为后来致公堂改为致公党打下了基础。同盟会与致公堂在组织上的联合成为推翻封建王朝的共同力量，为团结广大华侨支持国内民主革命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在致公堂与同盟会两个组织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开展大规模的筹款活动。同时，致公堂或通过创办报刊书社，宣传革命思想；或不惜流血牺牲，先后参加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为推翻封建专制、创建民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孙中山先生目睹洪门人士和华侨在辛亥革命中的爱国表现，感慨良深，由衷地赞叹说：“华侨是革命之母。”孙中山在致公堂的革命活动和影响，为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及其后来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广大华侨和致公堂成员所积极支持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清朝统治虽然被推翻，袁世凯却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北洋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广大华侨在国外受歧视和奴役的地位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华侨和致公堂成员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代表华侨利益的政党，以领导他们的自卫、反抗和谋生，以及支援国内革命斗争。他们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比较早、也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和政党政治。民国以来，在他们多次要求民国政府允许洪门在国内立案组党未果的情况下，决意建立“华侨政党”。为此致公堂内不少有识之士积极进行组党的努力。1920年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华侨政党的主张，1921年他从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洪门进行组党活动，没有成功，但仍不气馁，又从香港回到美国，继续酝酿组党。

　　二、中国致公党的建立过程

　　1923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司徒美堂、黄三德及海外不少洪门团体代表出席会议。这次大会着重讨论成立中国致公党问题。大会对于成立致公党的宗旨，在这次恳亲大会的《缘起》中，作了如下说明：“我洪门为复国而起，为保国而存，为富强国而力图进取。肩斯重任，宏济巨难，舍我洪门其谁与归。我洪门人士，其奋兴乎。务使此次恳亲大会计划成功，进行顺利，则令中华民国真正共和之实现”。这次大会还续订《致公堂根本章程》，章程明确致公堂的宗旨是“拥护真正共和，发扬民族精神，扩大人类友爱，促进世界和平”；规定“本堂态度处常则竭力以为民生，处变则效忠以抒国难”；“本堂会务对内为联卫共济，对外为国际运动”。会议决定在旧金山成立中国致公党筹备委员会总会，具体筹划将致公堂改组为致公党的工作。

　　这次恳亲大会还讨论了党纲草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在大会结束时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草案》，为中国致公党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1925年8月筹备委员会总会又发出《通告全体洪门人士书》，就有关建党的具体事项，通告了全体洪门人士。至此，建立中国致公党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华侨政党即将诞生。

第二节　中国致公党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来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门和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命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中国致公党党纲》；由于陈炯明(1878—1933)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并担任军政要职，支持孙中山抗衡北洋军阀，主张民治，提倡新文化，实施新政，在广大海外华侨中有较大影响，大会选举他为党的总理，唐继尧(1883一1927)为副总理。这一次恳亲大会实际上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致公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政治力量的崛起。从此，洪门致公堂逐渐摆脱会党的影响，迈出了向现代政党过渡的关键一步。

　　中国致公党成立后，在美洲凡是有堂的地方大多建立了党组织，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致公堂组织也相继改堂为党，使致公党的组织遍布美洲、亚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总支部、支部和10万余名党员。但由于洪门会党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门团体中普遍实行，所以在实际上形成了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组织格局。

　　1925年12月27日陈炯明寓居香港，致力于制定党纲概要以及在海外发展致公党的党务。1926年2月，致公党的活动中心从旧金山移到香港，由于港英政府不准华人在港设立政治性的机构，因此以“致公俱乐部”名义登记注册。以杨达波、钟秀南为正、副主任，徐公整、陈天球、陈演生、俞华山、陈益延、曾仲伟、黄伯群等为委员，开始推进党务事宜。

　　中国致公党由于建立不久，在理论上尚处于幼稚阶段，对国内的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缺乏科学的分析，从而无法形成正确的认识；党的总部又设在海外，对于国内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不甚了解，加之它刚从一个带有洪门色彩的会党改组过来，缺乏政党的实践经验，难以对国内的政治斗争发挥作用。成立不久的中国致公党提出了《致公党计划书》，表达了作为政党的国是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了设想。

　　二、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各革命阶层的联盟变化为大地主大买办的政党和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执行亲帝的外交政策，通过改订新约的形式，重新确定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换取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国民党政权的承认和支持。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以图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大。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成立不久的中国致公党抱着“秉承致公堂旧有爱护国族之精神，更新祈国内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合理之改革，欲由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致国家富强，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经济之绝大自由，海外侨胞获得强国人民所应享之平等待遇”的强烈愿望，努力使致公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并切实参加国内政治斗争。这就必须加强党务，解决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局面。

　　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炯明主持，来自美洲各地和海外各处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美洲洪门元老司徒美堂也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自“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然因意见分歧，各执己见，大会只好通过一项妥协、折中的决定：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又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这一决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定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党、堂逐渐分离，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会党的影响，向现代政党发展。大会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民族存亡的严重威胁，以及国内人民和广大华侨日益增长的爱国情绪，提出并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因此，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政治上都前进了一步。这次会议决定中国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1875--1952)为秘书长，司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

　　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致公党的党务工作有了起色。到了1933年，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在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共计有党员30余万。

　　1933年9月，陈炯明在香港病逝，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由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的联系工作。

第三节　中国致公党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斗争中的贡献

　　一、积极参加和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致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斗争。广大的国内外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斗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中国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威胁。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致公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路，维护国家独立，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起，积极投入了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陈炯明拒绝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收买，坚持向日本帝国主义索回东北领土。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在上海点起战火。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抵抗。广大侨胞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一洗四个月来政府退让的耻辱，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对此，陈炯明写诗赞道：“天诞蔡将军，使我神明裔。百战转山河，千钧挽强臂。两粤多健儿，三军尽鹰鸷。……自此一役后，声威播海外，鼓声乘衰竭，何难返侵地”。司徒美堂在获悉十九路军英勇杀敌消息后，立即在纽约安良堂主持干事会，作出三项决定：一、以致公党(堂)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4月，司徒美堂又亲自率领侨胞携带侨胞捐款及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奉调入闽“剿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获悉后，于12月23日致电拥护，指出：“得道多助，独夫必诛，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义旗所指，万方景从。”致公党与广大华侨，愿为新政权效力。1934年1月10日加拿大致公堂也致电福建人民政府宣称：“贵府成立，毅然废除党治，政权公开”，“主张对内打倒媚日卖国之蒋介石与南京党府，对外则贯彻抗日救国收复失土之初衷，正与同人等本旨深契”。不久，福建事变失败，蔡廷锴被迫解甲出洋，8月28日抵美，访问十几个城市，司徒美堂为保证蔡廷锴的安全，不仅亲自向致公堂布置保安任务，而且自始至终为蔡廷锴保镖。继蔡廷锴之后，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在蒋介石迫害下，避祸美国，也都得到司徒美堂等致公党人和其他爱国侨胞的热情接待和保护，使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得以顺利进行。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发生，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任锐勋与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明确指出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爱国无罪，“今日非抗日无以救亡，非联合无以抗日，真理至明。”致公党(堂)援救七君子的斗争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国内和海外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国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致公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它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谈判，共同建立国防政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司徒美堂以其古稀之年，犹不辞辛劳奔走呼号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之间，宣传抗日救国。致公党继承发扬华侨爱国光荣传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坚持长期抗战的募捐活动，同祖国人民一起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光荣任务。为了集中全力发动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同时也受到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纷驰急电，反对这种“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司徒美堂于1月8日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发出快邮代电。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言辞恳切、语重心长的电文后，于3月14日予以复电，指出中共始终以民族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合作抗日到底。

　　二、与侨居国人民一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致公党总部活动被迫停止，但各国各地区的致公党(堂)组织仍然和所在国或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日本侵略者在南洋各地的残酷统治和疯狂劫掠，激起东南亚各族人民和华侨的愤怒反抗。海外的致公党(堂)组织或运用原有报刊、团体大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或组织华侨抗日武装，参加当地人民的抗日军，或以其他各种形式，同侨居地民众、盟国军队并肩作战，坚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建立了不朽功勋，为祖国赢得了声誉。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1942年5月由52名华侨青年组成了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不久，在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领导人许志猛(1909--1990)的主持下，成立了“洪门复兴委员会”秘密组织，创办地下油印报纸《华侨导报》和《侨商公报》，组织和发动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后来又进一步在当地组成“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许志猛任总指挥，直接面对日军进行武装斗争。

　　当年侨居马来亚的致公党马来亚支部的领导人官文森(1886—1957)，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捐款支持马来亚的加影前卫剧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号召侨胞出钱出力，对马来亚华侨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38年，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后，官文森与戴子良等人联合发动马来亚惠州华侨组织“惠州救乡会”，积极募集人力、物力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响应共产党号召，出资组织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东江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日军侵占马来亚前夕，官文森不顾生命危险和财产损失，召开“华侨抗日大会”，号召各界侨胞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组织华侨青年去新加坡接受军事训练，这些华侨武装队伍后来曾在柔佛一带与日军激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马来亚沦陷后，官文森避居山林，继续与当地抗日地下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并赞助大批款项和物资援助当地人民的抗日武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华侨在海外反法西斯斗争的规模虽然不大，并且只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出现，但是，当侨居地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处于艰难时刻，广大侨胞和致公党人同当地人民团结一致并肩作战，并为崇高目标不惜血洒异国疆场，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彪炳史册。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当时有51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中国派出了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司徒美堂被聘为这个代表团的华侨顾问。在代表团的10名代表中，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代表。当时，美洲致公堂的负责人司徒俊葱力排国民政府驻美使领馆的阻拦，公开为董必武同志及其随员举行招待会，请董必武同志在会上介绍国内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并负责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董必武在会上全面介绍阐述中共坚持八年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治主张，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此举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充分反映了中国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情谊。

第二章　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和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6—1949)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

　　一、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的历史背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企图扑灭民主力量，继续维持其统治，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中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力量，包括海外侨胞，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两部论著，使一些进步人士对争取民主复兴的道路更加明确。同时，也给正在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有识之士指明了方向。这时有两方面的人士正在为重组致公党而努力。

　　司徒美堂曾经两次重组致公党。第一次是1945年初，当时司徒美堂等洪门致公堂领导人感于抗战胜利为时不远，认为需要重新组织一个华侨政党，以便在抗战胜利后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司徒美堂发出重组致公党的倡议，3月12日，“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纽约举行，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鲁、牙买加等九国的致公党(堂)组织均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结束，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大会还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建设”。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和其他几家华侨报纸，发出《十报宣言》，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会议，成立民主政府”。这次重组致公党，政治大方向是正确的，其主张符合祖国形势的要求，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但不能算组党成功。因为从组织的角度看，一是局限于美洲范围内，二是对刷新党务没有多大实际作用，致公党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致公堂换一块招牌的帮会性质的组织。第二次重组致公党的活动是1946年初至6、7月间。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率洪门代表团回国，在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重组一个统一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以便代表华侨和洪门参与国事。司徒美堂率领代表团返国后，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很快陷入各种政治势力重围中，组党活动很不顺利，到头来竟由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操纵，制造了一个“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不久，司徒美堂就看出CC系实际上控制了民治党，几经周折，司徒美堂发表了“脱离民治党声明”，并登载在上海各大报纸。司徒美堂这次重组致公党的活动虽然失败，但他在实际斗争中不断进步，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变。

　　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南方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与在重庆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1892--1970)以及黄鼎臣(1901—1995)、伍觉天(1911—2008)等同志的交谈中，就曾向他们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对华侨爱国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陈其尤等同志在中共的帮助下和引导下，以及从他们自身经历中深切地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致公党应该尽快恢复组织活动，联系海外华侨，参加国内革命斗争。于是他们就开始着手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筹备工作。

　　1946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同志先后由内地到达香港，与坚持在香港工作的原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和钟杰臣、严锡煊等会合。他们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为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而工作。这几位同志在抗战时期曾分别支持和参加抗战工作，与中共和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对国共两党都有较深刻的体验。并把祖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可谓志同道合。这时，一些被殖民者驱逐出境的、或由国内被迫逃亡的致公党员也陆续汇集香港，之后，他们又继续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又有了进一步认识。中共华南分局还介绍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加入致公党，协助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由于陈演生保存有海外组织的通讯处和负责人名单，这就为联络海外致公党成员恢复致公党组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二、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的准备工作

　　从1946年中到1947年4月间，陈其尤等同志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1)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由陈演生等负责以总部名义同海外各地组织联系，并征求各地组织对于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意见及要求。(2)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着手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3)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向社会公开表明致公党的国是主张。7月6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香港《华商报》发表《致公党组织概况》，介绍致公党的演变历史，肯定了致公党对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贡献，说明其政治纲领和国是主张，及：“本党一向以实行民主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标志。主张地方自治，以省为最高自治单位，中央与地方取均权制；反对一党专政，武力统一，与武力割据，并反对任何党派拥有军队，实行军队国家化；又主张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以和平方式协商，求得政治合理的解决。”向海内外发出呼吁，为适应战后的民主潮流和新局势，准备迅速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党务，修改党章与政纲，选举中央干事，进行组织上的改组。《致公党组织概况》发表后很快得到美洲、南洋一些组织的拥护和响应。中央干事会恢复了同五大洲致公党组织的联系，各地组织成立“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中央干事会组织人力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等。(4)1946年冬，组建了以任洪为主任委员的致公党广州支部。支部成立不久，便受黄鼎臣的委托承担了为恢复中国致公党组织而起草新党章的任务。起草新党章的工作在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雷荣珂的指导下，由就读于该系的致公党党员阮耀民(阮哲民)执笔。在新党章的起草过程中，曾通过中山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吸取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他一些民主党派章程的精神，由黄鼎臣、伍觉天审阅定稿。

　　由于致公党是各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在香港公开举行代表大会的政党，因此各方面都很关注。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始终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1947年5月5日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电文》是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第一个对外的文件。党内虽然有较高英文水平的人，但缺乏用英文写作此类政治文件的经验，经伍觉天通过连贯同志介绍《华商报》的萨空了先生帮助解决。其他重要的公开发表的文件，也得到《华商报》的帮助。

　　三、中国致公党对时局的看法

　　致公党在积极恢复组织活动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投入了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1945年10月10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斗争，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表示愿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可是“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政府于1946年6月至1947年初先后发动了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与美帝国主义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允许美军继续占驻中国。对此，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表一系列声明，就国家重大政治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1946年11月2日，在国民党片面宣布召开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前夕，致公党发表了《致公党对时局意见》，提出应该按照“政协”决定，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其宪法草案应根据政协修改原则，由宪法草案委员会起草全部条文，以备制宪的国民大会采用；指责执政党不顾政协决议，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种举措可能引起全国分裂之危险；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对华错误政策，立即撤出驻华美军，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一切物资援助，并声明致公党党员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

　　1947年2月27日，致公党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继续其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包办国民大会而造成的通货膨胀、金融动荡、商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状况，发表《中国致公党对时局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刻取消“钦定”的伪宪法，立刻实施关于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四项诺言；立刻释放除汉奸外的一切政治犯，然后由国共双方协商全面停战，实现和平；扩大党派协商会议，遵循过去政协路线与精神，解决国是争端。《宣言》谴责国民党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护侨政策，纵任各地侨胞的生命财产遭受当地政府之残害，如越南、印尼、菲律宾等地尤为显著，为广大海外华侨的利益奔走呼号。中国致公党在这一时期，还一再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政府内战的错误政策，是中国社会不安、民族危机的总根源。因此，强烈要求美国改正其对华政策，立即撤退所有驻华军队及军事训练人员，在中国普遍的和平未实现以前，各国不得再对中国政府或任何一政党进行经济援助，任何国家都要遵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规定。

　　致公党的上述活动，说明了中国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已经恢复并且成为民主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对美蒋势力是个重大冲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有力支持，同时也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从而为召开致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二节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香港、广州两地以及美国旧金山和马来亚派出的代表40余人。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则委托在香港的成员参加。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中国致公党政纲》和《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大会通过的《中国致公党党章》对致公党的建设作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指出：致公党“信仰民主主义”、“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概由普选制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中国致公党党章》还规定了在必要时必须对党员绳之以纪律，对地方党部进行改组或全部解散。由此可见，致公党的指导思想已由旧民主主义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重大问题。

　　大会还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委员会)。执委会正式委员19人，候补委员6人。委员中以广东、香港、广西占多数，其次是马来亚、美国的旧金山、波士顿、加拿大的满地可(即蒙特利尔)。墨西哥、古巴、大溪地也都有中央执行委员。选举产生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杰臣、严锡煊、韩毓辉和伍觉天9人组成，推选李济深(20年代曾任洪门五圣山会办，地位在山主与副山主之间)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任秘书长，黄鼎臣任组训部长，雷荣珂任宣传部长，钟杰臣任财务部长，韩毓辉任代理侨务部长，严锡煊、伍觉天任组训部副部长。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二十多个分部。

　　当时，由于李济深正与国民党中几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派别商议组成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以致公党主席身份出现颇有不便，因此致公党的一切活动均由陈其尤出面。

　　为进一步发动致公党成员和海外侨胞投入国内的革命斗争，“三大”以后出版了《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1947年12月《公论》创刊号出版，其《发刊辞》说：“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多难，力求中国和平与民主之实现”，“为适应时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至诚，阐扬‘和平’与‘民主’之真义，出兹刊物的问世，藉以激励国人”，“取名‘公论’，是亦本‘万几决于公论’之意云尔”。

　　二、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国是问题

　　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全面反映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政纲》规定：致公党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奋斗目标。在政治上主张：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必须在普选的条件下，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为保障民主，国家政体采取民主集中制，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中央政府采取内阁制，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省为最高自治单位。在经济上提出：实行全国计划经济；人民有经营企业的自由，劳工利益受法律保护；反对国营事业的官僚化与私人企业的独占化；奖励侨胞向国内投资，并保障其合理利益；利用外资提高发展生产力，但必须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完整；计划发展轻重工业，配合农业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保障佃权，广大农业贷款，严禁高利贷盘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政府大兴水利，奖励集体经营农业，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政纲》还主张设立侨务机构，实行护侨政策；运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国交涉，废除对我国侨胞的不平等法律，保护侨胞的权益；海外侨胞遭生命财产损失时，政府应向有关方面提出赔偿，并予以救济；帮助侨胞加强团结，加强侨胞与祖国的联系；鼓励侨胞向国内投资，予以最惠权益；奖励侨胞回国服务，奖励侨胞子女回国就学；增加侨胞国民代表名额，以扩大侨胞的参政权。此外，《政纲》还在财政、军队、外交、教育与文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了解决国是的步骤：第一步，国共两党军队应即退回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发布前的原占地区；第二步，重新召开各党各派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步，由政协会议产生各党派平等联合的政府，以代替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三党联合政府；第四步，联合政府筹组国民大会，制定正式宪法，同时取消国、民、青三党所制之伪宪法；第五步，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真正民主的新政府，取消国、民、青三党联合政府；第六步，召集各地方民意机关大会，各自选举其政府。《宣言》着重指出：“中国所有一切重要问题，在政治未能实现真正民主之前，则毫无根本改善之方法；若政治果能真正实现民主化之后，则一切困难皆可迎刃而解。”因此，致公党《宣言》要“为中国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大会通过的《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一系列罪行之后，号召广大侨胞认清国内形势，关心祖国命运，支持致公党“三大”所提出的主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与致公党一道“务使国民党之腐化独裁局面早日消灭，各党派联合民主政府迅速实现”。从而使祖国能日益富强，侨胞在国外地位也可大大提高。

　　大会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电文》指出：“现时中国民众皆认为美国是主要助长中国内战之责任者，若无美国支持反民主之国民政府对中国的民主势力作战，则和平与民主政治的中国，今日必已实现无疑。”文章呼吁杜鲁门“即时决计撤退所有驻在中国之美国军队及其他一切之军事人员，同时停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之所有物质援助，中国问题，应听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

　　三、中国致公党历史的重大转折

　　致公党“三大”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宣布致公党从此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此奋斗到底。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召开后，致公党便和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共同开展推翻美蒋反动统治的斗争。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政治上，大会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表明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脱离了旧轨道，上升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在组织上，重新登记党员，重新整顿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同时，吸收了一批非洪门人士入党，而且还选举他们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使致公党从上到下，都有了新的血液，使领导机构比较健全而有活力。这是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大”以后，致公党的历史方向发生根本的转折，开创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正如黄鼎臣所指出的：“这次代表大会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它是本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本党由一个没落时期的旧民主主义的政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

第三节　参加筹建新政协，迎接新中国诞生

　　一、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致公党“三大”的《政纲》、《宣言》和《告海外同胞书》在香港和海内外报刊刊登以后，又针对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丑态百出的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发表《反对南京伪选声明》，系统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祸国殃民的罪行，使广大党员和海外华侨看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为国家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反蒋反封建政权之奋斗，使真正能代表民意的联合政府，在短期内，即能建立起来”。

　　1947年10月10日，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性战略反攻之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提出了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界同胞，“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4月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又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5月2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以及郭沫若等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6月9日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宣言》指出：“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经达到最尖锐化，革命和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明确表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并断言“历史决定了独裁者将要走进自己掘好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宣言》还提到“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号召华侨同胞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同时，致公党中央执行部还函电美洲、南洋各地致公党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得到了普遍良好的反应，一致希望能“建立真正属于以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

　　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给李济深、陈其尤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复信，对“诸先生赞成敝党五月一日关于以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就召集民主党派代表进行协商的时间、地点征求大家意见。从这年8月开始，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坚决拥护“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战略决战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组织起系统防御。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声明，被迫宣布下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存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存他的所谓“法统”，保存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以此停止解放军的进攻，借谈判争取时间，重整军备，一旦时机成熟，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人民是继续不断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就此止步，保存国民党在江南的反动势力，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当时摆在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月6日，致公党在《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发表《中国致公党最近对时局之声明》立即响应，声明明确表示，“中国当前正是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决斗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势力要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决没有中间路线和妥协的余地”，“革命必须彻底进行”。

　　1月14日，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奋斗。毛泽东主席的声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1月22日，已经到达解放区的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郑重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认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地，亦绝不允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至此，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关系中的领导地位正式确定下来。

　　1月28日，致公党再一次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明知大势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为卷土重来之计”，“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民主和平”，“本党代表海外数十万华侨，伫望祖国和平统一，独立富强，自当同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到底，并盼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界同胞一致主张为幸”。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平攻势”的同时，对美帝国主义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和妄图干涉中国革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显示了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紧紧地站在一起，团结一致，革命统一战线十分巩固，这就使得美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力量而突然采取冒险行动，也使美帝国主义妄想收买一些民主人士建立既反蒋又反共的“中间”政府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三、参与新政协的筹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致公党美洲总部负责人司徒美堂从上海抵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国是主张。10月18日，发表《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明确表示“今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对致公党“今能彻底整顿，奋发前进，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在他返美前夕为其饯行的宴会上，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泽东先生致敬，并表示真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1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司徒美堂，请他莅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信中说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先后进入解放区。1948年11月23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与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等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2月6日抵沈阳时，受到中共中央代表热烈欢迎。12月19日，陈其尤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向中共中央致敬，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在东北解放区，陈其尤在各地进行参观，目睹了解放区人民解放后的新气象，并对当地工业在“中共的正确领导及建设和苏联的技术帮助，规模是逐步现代化了，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展”，留下了深刻印象，表示“我深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国是可以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进步的工业国，新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到沈阳迎接民主党派人士入关。2月25日，陈其尤等从沈阳乘火车抵北平，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前门车站迎接。1949年3月，黄鼎臣奉命北上，进入解放区，同先期到达东北的陈其尤等人会合，一道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等23个单位的134位代表。致公党代表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出席了筹备会。第三小组是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黄鼎臣参加了第三小组的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起草和讨论。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党派、团体、军队、区域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团结的人民盛会。在这个划时代的民主团结大会上，各民主党派以主人翁姿态欢欣鼓舞地参与共商国是。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参加会议。陈演生因留守香港致公党总部，未能出席会议，后通知伍觉天北上参加会议，也因香港总部工作繁重，决定留守香港，未能成行。司徒美堂作为

华侨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大会通过了建国初期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9月24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着重阐述制定和贯彻《共同纲领》等文件的重要意义。他说：新政协所制定的《共同纲领》“可说是我们大家反复讨论后才获得的共同结论”，它“代表了各民主党派及各民主人士的共同要求……它可说是我们现阶段的大宪章”，并表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协助政府建设好祖国，是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相信“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的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到祖国来”。在这次会议上，致公党以党派名义递交了一份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致公党的陈其尤、陈演生和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陈其尤等致公党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

　　1949年春，致公党一方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革命进行到底；另一方面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港、穗地区着重于会党工作，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1949年入夏以后，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帮助下致公党的广州工作集中在“防止破坏”。根据工厂工头多数是会党人的特点，致公党利用自身与会党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积极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参加他们的一些集会，谈时事，谈工人在新中国中的地位，介绍已经解放地区的工人如何在迎接解放中护矿、护厂的英勇事迹，积极鼓励他们努力保护好工厂设备，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为了保护人民资财不让敌人破坏，致公党发动自己的成员，利用各种关系和办法，开展保护人民财产工作。他们成功地策反了保安县的保安团，与当地游击队人民武装配合，保卫深圳车站，使致公党通过会党策动的火车司机把火车机车开过罗湖，避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左大炘坚持在广州国民党中央银行的留守工作，团结银行职工，成功地保护了金库免遭敌人劫运。冯君锐利用自己担任国民党政府主管广东、广西五省汽车运输的西南运输处长的职务，使西南运输处在惠州的汽车和修理工厂完好无损，对于解放初繁忙的公路运输工作作出重要贡献。伍觉天通过做民生公司几位负责人的工作，使民生公司在加拿大定造的航行内河、设备新颖的客轮全部留在香港，免遭国民党的征用；协助陈演生在香港接待海外洪门人士以及赴港寻找“反正”通道的旧军政人员，做好这些人的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